答：纵观各国成绩，结果明确显示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生产率和价值创造之间的联系。此外，没有证据表明提高生产率会对劳动力造成损害。生产率是产出相对于必要投入的成本之比。目标永远是减少投入，增加产出。如果从长远来看，这一目标实现了，那么就创造了价值。在一个竞争的环境中，生产率的提高不仅关系到价值的增加，它还关系到生死存亡。在提高生产率方面不敌竞争对手的公司，将会导致它们丧失了市场份额。生产率低于对手的国家将会蒙受资金和技术人才外流的损失，以及相对于高生产率国家而言生活水平下降等问题。

　　生产率与股东价值最大化之间的联系极为紧密，不容忽视。如果以更少的投入生产更多的产品，则投入产出之差，即股东的价值就更高。但公司如果在其行业中取胜，从长远的意义上来看，所有权利要求，包括劳动力就业，都将因此而受益。现代的公司将对决策的（有限制的）控制权交给了股东（或其代理人），因为他们是为自身利益作出决策而需要完整信息的唯一的权利要求者。他们受到驱动，一心促使其公司成为胜利者。

　　 答：如果有一群人需要组织起来，以竞争稀有资源为任务，他们将在自己中间作出什么样的安排？一些人将选择承担具体工作，换取相对固定的报酬和就业合同的保护，他们只须了解关于整个公司经营情况的有限信息。如果需要资本，其中一部分将有人提供，以享有对现金流量的优先权利要求，这部分资金将受契约保护，而契约则对公司的行动有所限制。其他的，或剩余的资本将承受最大风险，但却拥有决策权。这就是股本权利要求。

　　 答：并非所有利益方为确定他们的利益，都须使用完整信息。例如，雇员在作出决定时，既不需要、也不寻求关于对公司所有其他权利要求的完整信息。

　　股本持有人作为公司现金流量的“剩余”索取者，情况却并非如此。他们在作出影响其权利要求的决定时，需要考虑全部收益和对其他利益方的各项支出。他们承担最大风险，而更重要的是，他们是为妥善作出关系其自身的决定，唯一需要掌握全部权利要求信息的权利要求人。

　　股本持有人有最强烈的动力去管理人力和资本资源，以在与其他公司的长期竞争中取胜。他们的行动受到与劳动力和债务提供者签订的合同的制约，他们将在这些制约下组织其他权利主张者交由他们控制的稀有资源。他们迫切希望最大限度地增加其权利主张的（受制约的）价值，为此需要掌握完整信息。他们作为剩余权利要求者，其作用非常重要。如果股东（或其代理人）使用完整信息和他们的决策权，尽力增加其权利主张的价值，则所有权利主张者均从中受益。信息的组合以及股本权利中的刺激因素使这种组织形式（现代的公司）成为最佳的竞争机制。股东在将自己的价值最大化的同时，将其他权利主张的价值也最大化了。

　　答：下面是一个显示公司各利益方要求所需的基本信息组合的虚拟损益表。

　　上表表明，运用以价值为基础的方法，可以清楚看到公司各利益方之间利益的实际权衡。权利要求者之间的平衡往往决定了一个组织的结构。

　　上表表明，基于价值的决策不会只看眼前。例如，行业管制机构短期内将能源价格压低，随后再将之抬高，实际上可能减少了消费者受益差额的现值。工会成功地争取到超常的高工资，短期内受益，却可能实际上减少了劳动力对公司权利的价值，因为公司可能在将来被迫停业或失去市场份额。公司短期内支付低于市场价格的工资，可能失去生产劳动力，导致长期局面的恶化。公司近期在市场上维持产品的高价格，却可能使股东的长远价值受损，因为价格偏高将加速新的强硬竞争者进入市场。当前和今后的现金流量之间的权衡决非一件容易的事，但为作出妥善决策确是绝对必要的。

　　答：在美国，有一种公认的传统。人们期待高层管理部门最大限度地增加股东的价值。做不到这一点，就会受到来自董事会和活跃股东的压力，甚至面临敌意兼并。

　　美国人认为，股东财富的创造，并非来自牺牲其他利益方 ，恰恰相反，相对于其竞争者而言，成功的公司的生产率、股东财富、增长幅度和就业率更高。因而最大限度地增加股东的财富，是许多美国公司明确宣布的目标。

　　在美国，事情变化很快。敌意兼并迫使绩效不佳的管理者退出，生产率随即提高。建立在增加股东价值基础上的美国式制度，连同债务和股本的广泛拥有，以及开放的公司控制权市场，似乎与下列结果紧密联系在一起：更高的生活水准，更高的整体生产率和竞争力，运作更完善的股权市场。一些国家的经济制度不是立足于增加股东价值，如果它们给予投资者的资本回报低于经济制度不同的国家，就会随着资本市场的持续全球化，陷入资本短缺状态，在全球竞争中越来越落后。由于资本的流动性日益增强，以价值为基础的制度更加显示了其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