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亚洲已对互联网发狂，而喜欢造星的亚洲各国政府又在谈论要重塑它们的经济，它们有机会吗?

　　马来西亚的新行政首都比特拉加亚(Putrajaya)，象伊斯兰神话一样在丛林中快速崛起，巨大的圆顶和钢制的尖塔已陷入由玻璃与铬金属所构筑的高科技公司办公大楼的重重包围之中。从"电子眼"饭店一路走来，房客们可以看到裹着头巾的年轻妇女们正在赶往"多媒体大学"的途中。在大街的对面，商人们正在盘算该怎样装备他们的新办公室，又该怎样运用互联网的连接系统。

　　这就是未来高科技在亚洲的前景。尽管大多数政府都愿意建立本国自己的硅谷，但却没有谁会比亚洲的"小虎"们对自己的能力更有信心。以马来西亚为首，加上香港和新加坡，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目标是要通过"知本家"与电子商务使它们的经济实现转型，借助互联网的优势在追赶西方国家的道路上一步跨越一个时代。

　　比特拉加亚只是亚洲宏伟蓝图的一个缩影。它是马来西亚"多媒体超级走廊"(MSC)的一个部分，这条走廊一边连接的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另一边是一个庞大的现代化机场。新加坡，或者按其自己的喜好被称作"有线宝岛"，已经准备投身于高速网络系统并且还为"知本家"们设立了十亿美元的创业基金。香港计划建立一座价值17亿美元的"数码港"，在那里当地的创业者们可以同跨国性的技术企业并驾齐驱。从中国到菲律宾的其它亚洲国家，也各自制定了自己雄心勃勃的高科技计划，尽管它们仍被远远落在后面。

　　人们对此似乎不以为然。因为硅谷的大部分企业家在很大程度上认为政府只会成为前进的障碍，而不能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亚洲却具有政府领导经济转型的悠久历史。台湾已下决心要成为生产个人电脑硬件的生力军，目前台湾生产的个人电脑的数量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新加坡最初只是一个殖民地港口，迄今已将自己变成了高科技制造与商务服务的中心。香港以前总是生产塑料玩具，而今也已凭借其作为中国门户的优势变成了一个"虚拟生产平台"，在保证金融与后勤服务的同时正在把生产活动遍及全世界。已经成功地实现了从农业到工业再到金融业的质的飞跃，这些小虎们为什么就不能更进一步地上升到门户网站和运算编程呢?

　　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网络就是一个巨大的公平较准仪，而且它以擅长缩短距离并使你由弱变强而著称。亚洲的创业者们有些已经开始盈利。马来西亚的MSC之星是"毕兹通"(Biz Tone)公司,这是一家基于互联网的商业软件生产公司并且当其在今年的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公开挂牌之后，就将成为马来西亚首家在美国上市的公司。毕兹通的澳大利亚籍奠基人达里尔·卡尔顿会将他的公司总部设在（全世界的）任何地方。"作为企业家"，他说，"你要寻找的是最能生财的地方。"假如当初去了美国，他也许不得不付出五倍于现在的高价却未必能雇佣到能力五倍于现在的程序员。

　　经济上的后来者们有时能"蛙跳"般地越过旧的技术(比如大型电脑主机)，并能避免走入死胡同(想想法国的"迷你电话"或者属于日本专利的个人电脑标准)。亚洲的小虎们还有其他的优势。该地区已经是信息产业硬件的生产中心。许多亚洲国家都以拥有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大军而感到无比自豪。它们的商业文化正好与冒险精神不谋而合。把赌注下在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同技术素有渊缘、而中央决策者们对互联网又情有独钟的市场里，就更加令人欢欣鼓舞了。

　　也许得非所愿。亚洲国家纷纷忙忙地用以再造硅谷高科技所花费的数十亿美元，将会付诸东流。亚洲的确拥有高科技的未来，但那却并非是亚洲各国政府所期待的那样。

　　粉墨登场

　　要想说得适度一些，还得回到现实中的比特拉加亚。当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在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对MSC寄以厚望的时候，他以为微软、升阳以及其他几家大的跨国技术企业都会将马来西亚建成其在亚洲的总部，并在马来西亚创建兴旺发达的本土化IT产业。不过，"数码加亚"这一MSC中心地段的工业园区目前却仍然象是一座"鬼城"：日本电报电话公司NTT是唯一一家已经完全入住其在当地自有办公室的大型跨国公司。那里还很偏远。因此，很少有哪些经理愿意驱车前往附近的多媒体大学去寻找可用之材，有价值的学生们也就总是不能够人尽其才，并且缺乏商业经验。那里也设有家用住房。最近的学校需要驱车半个小时并穿过一片棕榈丛林，而程序员们只能如饥似渴地盯着预留给麦当劳分店的那片空地痴痴发呆。

　　MSC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它所独有的，反映出马来西亚所特有的中央集权决策方式。但是，空置的楼宇却暴露出亚洲科技梦幻的三大弱点。

　　首先，在亚洲要建成一个微软都很困难，更不要说是建成美国在线或者电子港湾了。不同于个人电脑硬件工业，那时仅靠一个全球统一的标准加上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就能创建一个台湾的宏基或者南韩的三星，而互联网(及软件)业务所偏爱的却是有钱的创新者以及巨大的国内市场。要以更低的成本克隆出一台和原装机一模一样的IBM-PC是不难的，但要克隆雅虎或者亚马逊公司就另当别论了。在主要依靠网络效应来吸引数目庞大的消费者、为其提供特有的技术、服务或内容的这一行业当中，谁也比不上象美国那样广大的消费基础、技术群体和资本市场。这并不是说，众多的亚洲公司就无法在为本地区提供内容与服务方面取得成功，而只是说它们要努力奋斗才能实现全球性(甚至仅仅是地区性)，并且会发现要想开创新技术实属不易。"当技术公司纷纷带着好点子来找我时，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打算何时迁往硅谷?"T.K.王说道。这位互联网企业家目前已受雇于新加坡政府，来推行一项旨在帮助创业者的计划。毕兹通公司的卡尔顿先生也许曾先他一步被邀请到了马来西亚，但他最近也已来到了新加坡这个经济更为发达的国家，因为那里是开展其市场营销的更佳场所。甚至他的变动也不足以影响其公司的成长：尽管大家都在纷纷将资金投向新加坡，他却要使毕兹通在美国上市，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其树立起在那里的公司形象。

　　这项从软件开始起步的战略计划，首先要占领马来西亚、新加坡及香港，然后是其余的亚洲地区，再然后才是美国。所以，在其遇到部分美国股份制公司的"移民审查"之前，商业风险早就已经荡然无存。网络的狂热爱好者们想要指出的是，地理的概念在网络上根本就无足轻重。但距离也只是在某些方面比在其他方面消失得更快一些。正象虚拟大学并不能替代牛津或者哈佛一样，虚拟硅谷也无法替代帕罗·阿尔托。

　　年轻一代的麻烦

　　第二个不足是缺乏具有创新能力的劳动大军。尽管亚洲的"创业"文化素有很好的口碑，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一标榜却掺杂着两大特性：其一是追逐利润的渴望，其二是想出更好更新赚钱方法的能力。当然，亚洲的商人们已被证明是乐于冒险并开创自己的事业的。但他们往往是模仿型的机会主义者：假如有什么人因出售处理钱包发了财，就会有一群人竞相效仿。真正意义上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却寥寥无几。即使有，其中的大多数人也都移民去了美国而非留在本国。

　　这种情况几乎并非亚洲所独有，而促使大多数美国人和欧洲人成为企业家的恰恰正是西方所能给予的特许权。但硅谷的创业者们靠的却是创新意识和勇于实验的精神。亚洲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人才，原因不得而知，然而的的确确，数量惊人的硅谷创业者们都是来自印度或台湾的移民。不过，如果亚洲想要培植自己的高科技文化，就必须首先学会该如何培育并保持远远不止这一数量的大批人才。

　　有些亚洲国家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点。问题的根源在于那里只注重死记硬背却步忽略了创造性的教育体制。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已经意识到，它们必须使年轻人能够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观念和影响。这就意味着在采取其他措施的同时，向他们提供更多的通往互联网网站的机会。但死记硬背同权力主义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国家都不急于要培养思想自由的一代新人。况且，在具备了创造性的同时，真正的创新所需要的是对于观念的渴求。

　　从事IT研究可以得到的资金奖励也迟迟不到位。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该地区不熟悉认股权可以共享（的道理）。而要说到硅谷的成功因素，人们谈论最多的也正是这一点。在美国的高科技工作者们，宁肯舍弃高薪也愿意到一家创业公司工作，从而在得到认股权的同时也能得到宝贵的经验。在一个飞速发展的行业里，即使公司失败了，认股权也可使公司在资金方面有所回报。

　　伴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亚洲年轻的一代，已被一夜暴富、高薪厚禄以及股市大发的观念给惯坏了。那些真正努力学习的人，都已成为会计师或银行家，以及佣金丰厚的房地产经纪人、大型集团或政府部门的管理者。很少有人选择工程学或者自然科学。香港的"理工大学"早在近十年前就已开始招生，但却只有10%的高材毕业生最终选择了与IT相关的领域。

　　新加坡的情况稍好一点儿。不同于香港的是，当地政府在促进技术方面已经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但是其苛刻的教育制度仍然在源源不断地将最出色、最聪明的毕业生输送到政府和大公司的职位上去。因此，亚洲的IT产业中充满了寻求熟悉的、更舒适的致富方法的人们。毕兹通的卡尔顿先生说道："巨大的挑战正在阻止人们离开薪水稍高一点儿的、更加稳定一点儿的公司。而且在那里既能于五点钟准时下班，又能中间休息一个小时去吃午饭"。

　　硅谷那种埋头苦干、工资微薄、单凭热情、"钱"途不明的创业环境，对于当今受过良好教育的亚洲青年人来说，简直就象当初祖辈们呆过的血汗工厂那样（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亚洲的许多企业家们都希望这种情况能够随着亚洲第一代比尔盖茨的出现而有所改变。但是迄今为止，尚没有任何进展。

　　同美国之间的差距仍在加大，真正的革新者更加缺乏，这都是由第三个障碍即风险资本家的奇缺所造成的。亚洲政府在资助高科技创业者方面向来就表现不佳。其结果是，亚洲大量充足的高科技资本因此而被闲置。香港的第一个基金是由官僚进行支配的，单是令人沮丧的例行手续申请就需花费九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而这对于一个创业者而言简直就是毕生的时间了。新加坡也有少量的资助创业者的计划，但大多都因包含不适用于互联网创业的种种限制而被糟蹋了。值得欣慰的是，香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政府都在从中吸取教训，它们现在都通过风险资本家将最大的基金投向了高科技创业家们。

　　尽管如此，在遍地四洒的这些资金当中，只有极其少量的部分堪称风险资本。在硅谷及其他各地，风险资本家们带给创业者的绝不仅仅只是资金。不同于其他的投资者，风险资本家们会筛选出新的技术和新的申请者，然后再以小企业的形式培育其渡过极其困难的最初几年。亚洲缺少这样的人，尤其是那些具有帮助互联网及软件公司的经验而并非仅仅是熟悉IT硬件企业的人们。

　　许多自称"风险资本家"的人实际上只是头带光环的银行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为银行下属的部门工作。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汇丰银行的私募资本部门，最初曾经受让过价值100万港元的风险基金中的一部分，后来因为在一年的时间跨度内仅仅只从事过一笔投资，最终不得不归还了绝大部分的股份。

　　亚洲的价值

　　一方面，亚洲有其引以自豪的受过教育的劳动大军，有成功的商人以及把自己同全世界互联在一起的愿望。另一方面，它似乎又缺乏同其他各地尤其是美国的技术公司展开竞争所需要的经验和思想。怎样调和这些矛盾呢?

　　亚洲目前的劣势是巨大的，但它们确实只占信息产业一半的内容，这个产业是新的创新软件及其他世界性热门技术的市场。这就使技术的应用偏重于满足本国及本地区的需求，在这一点上，现在已经有所进步。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最大两批亚洲网络公司，有些已经在把现成的（西方）观念应用到了亚洲，而不是从零开始自己再去发明创造这些观念。新加破的"太平洋互联网"是一家网络服务的提供商，而中华网(China.com)则是一个门户网站。在本月它们当中又会新添一个亚信( AsiaInfo )，它不仅要建立网络，而且还要集成互联网系统。

　　在最为简单的层次上，亚洲需要自己的、其内容与服务类似于美国的网站。这样的企业已开始遍地开花。一家名称为"我的花卉"的新加坡在线花卉销售商，对于亚洲各地的花卉喜好特别内行，并已运用其在当地配送方面的知识将业务开展到了少数几个国家。另一家总部设在马来西亚的名叫"穆克敏"的"伊斯兰门户"网站，目标是要为穆斯林游客提供全套的在线服务，包括以下这项计划：能够计算出信徒们在全世界4,000个城市的祈祷次数，为忠实的信徒指引通往圣城麦加的方向，并提供有关当地清真寺及清真餐馆的信息指南。同时，它还计划提供以下的互联网服务，即以电子方式接受救济施舍物品并将其发送到穆斯林的慈善机构。

　　在马来西亚，一些小型的创业者们已经出现在吉隆坡，因为在那里他们至少还可以一天24小时都能找到吃饭之所。也有一些创业者们甚至已经开始抵达MSC的新型商业孵化器，那里提供给新技术企业的办公场所十分便宜，实际上就跟免费使用差不了多少。"棕榈油"网站，仅仅只有一间狭小的办公室加上一张办公桌，它也许不会成为下一个电子港湾，但却也许是成百上千马来西亚棕榈油种植园所真正需要的。

　　对于更多的创业者而言，亚洲所提供的在线商业优势甚至连美国也无法相比。该地区是全世界的生产中心，在线配送、企业对企业的电子商务以及贸易、金融等当地需求，全部都能由亚洲自己的企业轻易地完成。由于电子商务的关键在于"电子"能为各种各样的商务做些什么，所以该地区的潜在利益远远超出了IT公司的局限。亚洲的制造商们在生产东西时，其效率之高是闻名于世的，但在贯穿其工艺的信息管理方面却远非如此。

　　互联网所提供的最大利益在于：即使亚洲企业在利用电子商务方面要比美国缓慢得多，它们从中得到的利益也不仅不会减少反而还可能增多。原因十分简单：亚洲企业当前效率低下的状况。王先生的"在线制造"公司带来的是供应链方面的在线管理；总部设在香港的"竞技场"公司所做的是购物配送方面的同样内容。象"阿里巴巴"及"亚洲资源"这样的公司，目前都在为亚洲成千上万的小型厂商提供制作网页的服务。

　　的确，尽管南韩与台湾的政府尚末尽力领导互联网的潮流，它们仍能从电子业务中获得比其近邻更多的好处，因为它们的大型制造行业转向了新的应用系统。尽管亚洲互联网的潜力"渗出"得十分缓慢，但却不会发生引人注目的网络上市热潮(IPO)。首先是因为纳斯达克市场的"太平洋互联网"与"中华网"的不俗表现。然后是因为从市场上一夜之间冒出的许多疯狂的、身价百万的汉城当地公司，都去了新加坡。大量满怀希望的后来者们都正置身两旁、翘首以待。幸亏有政府坚持不懈的激励措施，互联网产业已经在整个这一地区蓬勃兴起。技术的巨人，从CMGI到诺基亚，都正在亚洲设立风险投资基金，以便创造机遇并获得立足之地。

　　审批的高科技

　　然而，亚洲国家政府领导这种经济转型的本能，仍然是危险的。盲目地看待世界，错误地羡慕微软，香港、新加坡及马亚西来的政府都正在试图强行将其经济推上在它们看来能够使自己变成亚洲技术"中心"的这座独木桥。但它们却想错了。亚洲的小虎们在应用其他各地已经开发出的新技术方面，拥有巨大的相对优势。假如坚持发挥这一优势，不仅它们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可以发展壮大，就连它们的经济也会变得更加富强、更加灵活。这样，亚洲就能逐步地迎头赶上，从而能在新技术领域同美国、欧洲及日本展开竞争。

　　但是亚洲国家的政府们似乎热衷于搞巨额投资，它们还有彼此之间样样都要攀比的偏好。这两种情况都有害无益。在香港，有大量空置的办公室以及期望被用作创业再开发空间的工业用地，企业家们并不需要另一座由企业巨头修建的写字大楼。在马来西亚，令极少数可以不辞劳苦地、远距离驾车前往MSC孵化站的工程师们悔恨不已的是，当初马哈蒂尔博士为什么就没有索性将吉隆坡可爱的老火车站改造成新企业的办公室呢？

　　宏伟壮观的代价，是无法用被浪费掉的资金就能简单地衡量出来的。这样做还使得三个中心之间同室操戈、彼此争斗，似乎亚洲最富有朝气的新兴工业的发展进程好比争夺天王歌星的游戏一样：玩到最后，只有一人能赢。

　　马来西亚是罪魁祸首。它本来可以作为新加坡企业的开发中心兴旺发达起来。在整个过程中，马亚西亚可以培养更加熟练的程序员队伍，而有潜质的企业家们则应从新加坡的同行那里学会该如何进行营销和管理。可是，马哈蒂尔博士似乎却热衷于在棕榈丛中搭建他的传世至宝。同样，香港要意识到如果没有相应的人才，想要建立硅谷就势比登天。它不应依靠建造更明亮的办公楼来鼓舞创业者们，而应在为中国大陆互联网公司提供金融支持方面集中精力做得更好，因为那些公司似乎要比香港本地区的公司更具创业精神。

　　的确，新加坡的前景之所以看上去光明，是因为其政府最终同意放任自流了。新加坡最大的风险基金中的绝大部分，都要经过王先生所建立的孵化器，而他在支持当地创业者方面早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绕过被故意建造得不伦不类的办公楼，王先生计划把企业家们安置在离他自己的办公室不远、由店前过道改造而成的屋子里面，位置就在该市五彩缤纷的海滩大道印度街区的边上。

　　难道说亚洲国家的政府就只能袖手旁观而无所事事?当然不是。在香港，政府可以给患有技术恐惧症的金融系统施加压力，使其不再收取对当地接受在线信用卡的电子商务公司来说简直就是灭顶之灾的高昂费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制定可靠的支付标准方面同样行动迟缓。在政府的鼓励下，大学可以培养出更加聪明的渴望表达自我个性的年轻学生。对于推动新加坡、马来西亚互联网业务最为有利的一项变化，就是曾经禁止人们利用受到政府补帖的家庭住房从事经商活动的那项规定，早已放宽了。

　　在改进法规和教育方面，亚洲国家的政府也可继续规劝其人民。同美国不同的是，当他们在选择职业时，马亚西亚、新加坡及其他地方有才华的年轻工人们都会听命于其政治领导人。甚至连收音机里播放的、迷人的叮当作响的音乐，比如马来西亚官方的"热爱ＩＴ"行动之歌，也能起到调节情绪的良好作用。

　　也许是因为亚洲的年轻创业者们知道，至少在一个方面，他们的领导人是正确的：亚洲互联网业确实已经崭露头角。希望就在于政府别再去教大家如何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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